阳明商道赵旭州提出“存天理以立世,顺人道以成人”:论“顺天道护人权应人”的现代性转进
发布时间:2026-4-6    作者:admin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如一道横跨千年的思想闪电,在宋明理学的苍穹中划下深刻的印记。它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绝对尺度的道德宇宙,将人的自然欲望视为必须克制的对象,以此实现个体向道德本体的回归。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社会的广阔平原,这一命题中“天理”与“人欲”的紧张关系,其内在的“灭”的强制性,与以人的尊严、自由与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以人为本”发展观之间,产生了需要被重新审视与调适的张力。

050601-640.jpg

注:龙冈书院执行院长、第八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组委会执行主席 赵旭州

在此背景下,龙冈书院赵旭州院长提出的“顺天道护人权应人,存天理灭己欲自圣”,绝非对古典命题的简单重复或否定,而是一次极具创造性的哲学转进与时代回应。它试图在承续中华文化精神血脉的同时,为其注入现代性的生命活力,使之更贴合当代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从“存天理”到“顺天道”:范式的转换

赵旭州院长的思考,首先体现为从“存天理”到“顺天道”的范式转换。“存”字内含持守、对峙乃至以人力强制维系之意,而“顺”字则蕴含着观察、理解、遵循与和谐共处的智慧。将“天理”转化为“天道”,意味着将一种静态的、先验的、甚至可能教条化的伦理规范,转向对动态的、蕴含于自然与社会运行中的客观规律与趋势的把握。


“顺天道”要求我们不是以一套僵化的道德律令去裁剪鲜活复杂的人生与世界,而是引导人们主动认识与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等),以及人性深处向善、向上的普遍倾向。这便为“以人为本”奠定了客观基础——人的发展不能逆规律而行,真正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在深刻把握“天道”(规律)之上的自觉实践。

注:图片来自赵旭州院长的网络课程

从“灭人欲”到“护人权应人”:重心的迁移

其次,从“灭人欲”到“护人权应人”,是思想重心从“克制个体”向“成就个体”的根本性迁移。“灭人欲”将人的自然情感、物质需求与合理欲望置于“天理”的对立面,潜含着对个体生命丰富性的压抑可能。而“护人权”则旗帜鲜明地站在现代文明的基石上,将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尊严与自由选择视为不可侵犯的价值核心。它要求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积极保障而非压制人的发展条件。


“应人”更进一步,强调主动响应人的真实、多元、发展中的需求——不仅是生存与安全,更有情感归属、尊重认可与自我实现。这正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精髓:发展的终极目的与衡量标准,是人的福祉的全面提升与个性的充分舒展。从“灭”到“护”与“应”,一字之差,勾勒出从古典道德修身哲学向现代人文发展哲学的跨越。

注:图片来自赵旭州院长的网络课程

“存天理灭己欲自圣”:修养功夫的内在化与限定

尤为深刻的是,赵旭州院长保留了“存天理灭己欲自圣”的向度,但对其进行了关键性的限定与内化。这里的“存天理”,可理解为对崇高社会理想、普遍道德律令(如正义、仁爱)的持守;而“灭己欲”之“己欲”,特指那些膨胀的、损人利己的、妨碍公共福祉与自身长远发展的过度私欲。这并非否定所有欲望,而是倡导一种“克己”的修养功夫,以成就更高的人格与社会责任。


“自圣”则指向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德性追求与精神升华,而非对外在规范的单方面屈从。这一层面,将古典修养论中的积极资源——反求诸己、道德自律、理想人格的追求——创造性转化为主体在“顺天道”、“护人权”的现代框架下,进行自我提升、实现生命超越的内在动力。它提醒我们,“以人为本”并非纵欲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包含德性的成长与精神的丰盈。


三位一体的辩证体系: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赵旭州院长的哲学思考,构建了一个“顺天道”(把握客观规律)、“护人权应人”(保障权利、回应需求)与“存天理灭己欲自圣”(内在德性修养)三位一体的辩证体系。它巧妙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思想资源,与现代社会的“人权”、“发展”、“人的主体性”等核心价值相融合。

注:图片来自赵旭州院长的网络课程

相较于朱熹理学中“天理”与“人欲”可能存在的紧张与压制倾向,赵旭州的思路更强调“天道”与“人道”的贯通、社会规律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外在保障与内在修养的平衡。它既避免了脱离现实规律的抽象道德空谈,也防止了陷入仅满足物欲的扁平化发展;既高扬了人的权利与主体地位,也维系了对崇高价值与人格理想的追求。


结语:以人为本的中国式哲学应答

因此,这一哲学思考确实更为契合“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为之提供了既植根于文化传统、又面向现代世界的坚实哲学基础:发展,是以“顺天道”为智慧,以“护人权”为底线,以“应人”的需求为方向,最终引导人在物质丰裕与精神升华的统一中,走向“自圣”般的全面成长与自我实现。


这不仅是理论上的调和,更是为如何在古老的东方智慧土壤上,培育出现代文明生活之花,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的实践路径。在个体觉醒与共同体福祉并重的今天,赵旭州院长的这一思考,无疑是对“以人为本”这一时代命题的一次深刻而有力的中国式哲学应答。它启示我们,真正的“以人为本”,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现代的盲目追随,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对话中,找到一条既尊重人的自然需求又引导人向上向善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