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次方赵旭州老师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国学力量在当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他提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复兴不仅是精神自救的必然选择，更是一场需要“铺天盖地”展开、最终“落地生根”的社会实践工程。

一、文化复兴的紧迫性：萃取精华，解决现实问题

赵旭州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当务之急的大问题是什么呢？萃取国学之精华，转换为现在之应用，能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他强调，中国文化历来注重“社会现实关怀”，国学智慧必须走出书斋，直面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与社会问题。

（注：第八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组委会执行主席 赵旭州）

他特别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分享了自己的亲身感触：“我去了解完了头皮发麻，这帮孩子跳楼，小小年纪12岁有勇气跳楼。”这种切肤之痛让他意识到，国学力量的发挥需要找到真正的社会痛点，而青少年的精神困境正是这样一个亟需国学智慧介入的领域。

二、实践哲学：从“糟粕”开始的伟大事业

赵旭州提出了独特的实践哲学：“我的哲学是美好的事业，伟大的事业，从糟粕开始。”这种看似反常识的观点，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智慧。

他反对等待“万事俱备”的完美主义，主张“干中学、干中创造”：“你在纠错的过程中形成的看法，比想透的人要有力量的多。”这种实践导向的思维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常见的“坐而论道”局限，将国学复兴真正推向实践场域。

三、双翼驱动：功德与生产的辩证统一

赵旭州提出了国学力量落地的“双翼理论”——功德与生产两条腿走路，这一理论架构极具创新性和实践价值。

功德之翼：真真切切的社会关怀。他特别强调功德的纯粹性：“功德这一方面是要做真真切切的功德，是真做不是各掺杂一半。”他计划在2026年亲自组建演讲团进入中学，“专门为学生老师和家长进行演讲，保护孩子，让他找到中心自我”。

这种功德实践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赵旭州发现：“老师说话不好使，家长看不起老师”，而书院作为社会力量，能够以其独特地位介入，成为连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桥梁。

（注：第八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组委会执行主席 赵旭州）

生产之翼：持续造血的生存智慧。在强调功德的同时，赵旭州毫不避讳地提出“搞效益”的重要性：“虽然是个社会事业，如果要持续就要会造血。”他主张将功德与生产明确分开：“这个板块我只要功德，这个板块我只要生产，我们把它搞纯粹。”这种清晰的界限划分，既保证了功德的纯粹性，又确保了事业的可持续性。

四、实践路径：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的统一

赵旭州用“登庙堂之高，行江湖之远”来概括国学力量的实践路径。他认为，书院正是实现这一统一的理想载体：“登庙堂之高，通过书院来熏陶；行江湖之远，通过书院的体系来达成。”

这一见解深刻指出了国学复兴的关键：既要保持思想的高度和纯粹性，又要深入社会基层，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五、长期主义：20年的战略耐心

面对文化复兴这一宏大工程，赵旭州提出了“20年”的战略周期：“20年也就4个战略周期，中国的战略周期是5年，4个战略周期就完成。”这种长期主义的视角，既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也是对急功近利心态的矫正。

他鼓励参与者保持耐心和信心：“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山顶上见，你可能会感谢今天你参与了一场非常浩大的国家在文化需要强盛时期复兴时期强盛的事业活动。”

（注：图片来自赵旭州老师的网络课程）

六、力量源泉：愿力胜过业力

赵旭州借用佛家智慧来解释实践的动力源泉：“神通不敌业力，业力不敌愿力，愿力是最强的力量。”他强调，这种愿力必须“真切笃实”，否则“自己都不信，往后推行的话，一定会遇到千难万险”。

从个体自救到文化复兴的升华

赵旭州的论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实践体系：从文化自觉到社会实践，从个体救赎到群体关怀，从精神传承到现实转化。他不仅指出了国学力量在当代社会的必要性，更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这种将国学智慧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思路，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现代性困境的创新性回应。当国学力量真正实现“铺天盖地”的传播，并在实践中“落地生根”时，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必将迎来新的辉煌。

在赵旭州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文化运动，更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自我救赎和升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将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实现自我价值与文化使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