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批发市场转型升级并非第一次。在过去19年间，政府不止一次下决心对批发市场进行改造升级。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先后经历了两场重大博弈。仰忠饰品街“一搬就死”，黄埔玩具城“搬而不动”，两次尝试均付出惨烈代价。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重新检视过去走过的路，或许有益于未来。

      记者历时一个月，走访广州批发市场，梳理政府的思路转变。从“单纯清退”到“异地安置”再到“原地升级+异地安置”，如何既保存老城区的积淀，又减少“现场、现金、现货”交易滋生出的城市管理问题？

      新一轮升级改造，政府的主要思路是，趁着电商时代的到来，促使批发市场将物流功能迁移到郊区，老城区的批发市场则原地升级为样品展示店。在这一轮博弈中，政府的有形之手能否完胜市场的无形之手？

      连片拆除 无序安置(1995年-2000年)

      繁华湮没

      “没有哪个市场像仰忠街那么好风水。”57岁的徐仲珍染了一头金发，她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下海的个体户。上世纪80年代中，徐仲珍在仰忠街精品批发市场开档口，卖珠链、耳环，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0年，政府以有消防隐患为由，勒令档口搬迁，她去过珠光路、万福路等多个卖场，随后发现，广州没有哪里及得上仰忠街的“风水”。

      仰忠街的得名源于明代一宗冤案，据《明史·周新列传》记载，周新遭奸臣诬陷被枉杀，后明成祖将其追封为浙江城隍，百姓将周新的故居高第里改名为仰忠街。

      如今，从街口望过去，再也看不到昔日那条繁华的饰品批发街，甚至找不到仰忠街的门楼。很少人知道，这里曾经孕育出全国首条享誉国际的饰品一条街。

      这是一条宽不过4米的麻石老街，两边多是两三层高的民国竹筒楼，偶尔有六层高的房改宿舍楼。墙上的瓷片烧制宣传画，依稀让人记起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全民下海”的年代。

      麻石街 三行铺

      徐仲珍记得，拆迁前的仰忠街从早到晚都得侧身通过，其中不乏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原因是，这里距离流花广交会旧馆只有三公里。“那时候，你想少赚点都很难。”

      当年，徐仲珍在仰忠街有一个铺位，每天都有不少来自港澳台、中东、欧美的客商。整条麻石街摆了三行铺，每格铺不过三四平方米大小，摊贩将饰品、袜子等货物用铁网从墙角挂到屋顶，客人指中哪件就用竹竿取下来。短短不到200米的街道，汇集了700多个商户，从业人员近3000人。从9点到晚上10点，很难从街头看到街尾。

      精品街始创于1983年，在那个还没有阿里巴巴的年代，来珠三角拿货的客商很难直接找到工厂。也只有在仰忠街通过小格子铺的经销商下订单，才能采购到物美价廉的小商品。尽管被中间商赚取了差价，但在仰忠街拿货仍然能“赚到笑”。

      被“腾”走的金凤凰

      1995年，广州启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有官员认为，仰忠街的脏乱会影响“创卫”，首次提出对仰忠街进行搬迁。时任东山区人事局的一名黄姓官员记得，此举引起了商户的强烈反对，有人带来这样一副对联：“撤市场，仰忠街人丢饭碗；迎国检，政府大人戴红花；横批：各得其所。”

      迫于商户的巨大压力，原东山区永汉南街将仰忠街天马巷的一处物业改建为室内批发商场，引导仰忠街饰品街入室经营，摘掉占道摆卖的帽子。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周边民居、单位纷纷将房屋出租作商铺，精品档口从仰忠街蔓延到周边的青云直街、天马巷、玉带濠一带，违章搭建、噪音扰民、卫生等问题接踵而至，投诉信如雨点般砸向政府部门。

      究竟搬还是不搬？政府内部仍存在分歧，主搬派是公安、城管部门，理由是消防和乱摆卖问题。反搬派是街道办，理由是搬迁带来的税收损失很大。黄姓官员透露，当时仰忠街精品饰品市场每年创税500万元，上缴工商管理费近百万元，搬迁为永汉南街每年带来一百多万元的损失。

      在权衡利弊后，原东山区政府以仰忠街存在巨大消防隐患为由，于2000年启动仰忠街的整体搬迁。

      徐仲珍当时在街内的一个精品店被工商和消防部门反复查，最后生意实在无法做下去，和700多名个体户的命运一样，最后只能搬走。

      据资料显示，为了安置被搬迁的商户，2000年12月，原东山区政府在德政南128号搭建起“珠光仰忠精品商场”，此地距仰忠街约1 .5公里。徐仲珍也是被安置的个体户之一，不过新址人气远没有原来旺，不少商户自发迁到泰康城广场、北京大厦、高第街等地。此后，站前路西郊大厦、上下九的荔湾广场也转营饰品批发。